如果说，由于季札让国，吴国得以强盛，我们今天无论怎样褒扬都不为过。问题恰恰在于他让国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

　　唐代天宝时做过常州刺史的文学家独孤及，认为季札让国有四个不是：“窃谓废先君之命，非孝也;附子臧之义，非公也;执礼全节，使国篡君弑，非仁也;出能观变，入不讨乱，非智也。”孝也不是，公也不是，仁也不是，智也不是。

　　独孤及强调，国家最最重要的事情，是继位问题，选接班人比什么都重要。历朝历代概莫能外。当初太伯奔吴，是为成全季历，因为季历是最合适的接班人。太伯觉得传位季历那是“器有归”，而为了避免不良影响，才离家南走，到这蛮荒之地文身断发另行开发，和季札的做法有根本区别。因为季札在父亲寿梦四个儿子中，排行最小，早就贤名远播，无论德行才华都超过诸樊、馀祭、馀昧三位兄长，他辜负了父亲一片苦心，不孝在先。如果说诸樊继位时，觉得还是季札做合适，让位给他他接受了，似乎还有补救，可他马上援引曹子臧让国逃避的故事，说自己“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”，再次推辞。这样的“守节”，最后导致馀昧儿子继位，诸樊的儿子不服气，既然季札不受，那就该按嫡长继位，他是诸樊长子，理当由他继位才是。这场王位争夺战，公子光准备了12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你季札人在哪里?你不会一点不知道这种端倪吧?你不问不闻，作壁上观，难道为了守住名节，可以罔顾自己国家的安危吗?光完成弑君篡位，季札推脱不了间接责任。

　　独孤及认为，吴国悲剧的发生，跟季札让国有直接关系，我觉得这在逻辑上成立。正因为季札打破了“寿梦规制”，直接导致继位产生混乱，无章可循，造成侄儿辈相互残杀。国家最高机关，如果不团结，明争暗斗，倾轧排异，是决然不能做到在内发展经济富国强本，对外行修武备有效抵御外敌的。季札让国之后短短40年时间，吴国居然被弱小的越国所灭，难道不很滑稽吗?

　　假如季札不让国，独孤及说，“以季子之宏览博物，慕义无穷……接馀昧之绝统，必能光启周道，以霸荆蛮。”虽仅仅是一种假设，但实际上似乎并没有夸大的成分。因为季札当时很有贤名，由他主政，可以有效跟诸侯会盟，做到邻国之间相安无事，相互牵制。独孤及最后叹息：“则独守纯白，不干义嗣，是法己而遗国也。吴之覆亡，君实阶祸。且曰：非我生乱。其孰生哉?其孰生哉?”他大声诘问：不是你的错，那是谁?那是谁?

　　中国儒教文化重礼让，但也不反对当仁不让。只要国家需要，人民需要，众望所归，贤达之士就应该担当起来。如果为了保全名节，像季札这样，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，显然是不可取的，是绝对消极的做法，对历史发展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，看待季札三次让国这个问题，我们更要站在国家民族兴衰的高度来认识，客观公正地加以剖析、评判，以符合历史真实。

　　载《淹城文化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