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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陵季子的事迹与精神(讲稿)
发布日期:2013-06-09 来源: 作者:薛 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2013—5—27)


    季札是常州的人文始祖,是春秋大贤,他的贤德与精神不仅当时见称于诸候各国,而且深深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文传统。笔者因在常州工作几十年,特别留意史籍上有关延陵季子的记载和学术界对季子的评论。于是就把季子的故事整理出来,对季子的遗迹进行考辨,对季子在历史上的贡献与道德精神做些研究,并参与了学术界对季子的讨论。

    一、延陵季子其人

    1、延陵季子是春秋吴国公子
春秋吴国,是商末吴太伯所创建。周朝先祖古公亶父长子太伯,因让贤(“三以天下让”)与其弟仲雍由中原南奔荆蛮,创建古吴国,经十九世传至吴王寿梦,国势渐强,欲争霸中原。寿梦有四个儿子,第四子名札,因排行老四,故名季札,亦称吴季子、吴公子札。
    2、延陵季子是春秋名贤
季札贤能,其父寿梦欲弃长立幼,将王位传于季子。季子则效先祖吴太伯贤德,遵循“前王之礼”和“先人之道”,对父王及兄长多次让位均坚辞不就。他北上出使中原,观乐议政,在徐国“挂剑酬心”,晚年“大义救陈”,其谦让、诚信、仁义的道德精神,受到诸候各国的尊敬,成为春秋大贤,孔子亦赞扬他为“天民”、圣人。
    3、延陵季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
公元前547年“季札封于延陵,故号曰延陵季子。”季札就成为常州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人,延陵就成为常州有文字记载的建置之始。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等春秋经典都大量记载了延陵季子的言论行动,从此延陵季子以学问人品名闻天下。“延陵世泽,让国家风”的高尚品行世代相传。
据《中国吴氏通书》记载:“季札生于周简王三十年乙酉(公元前576年)四月十八日,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(公元前485年)四月十三日,享年92岁。”这在古代算是老寿星了。死后葬在时属延陵之地今江阴申港,相传孔子曾亲书“呜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字碑立于墓前。

    二、延陵季子的故事

    春秋经典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及其后的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众多史书中,大量记载了延陵季子的言论行动,成为千古流播传颂的典范。
    1、季子让国
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季子三次让国,东汉袁康在《吴越春秋》中亦载季子四次让国。总之就是泛指他多次让国。
史载,吴王寿梦有诸樊、余祭、余眜和季札四子,季札贤,寿梦欲立季札为吴王,“季札让曰:‘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’。”这就是说,嫡长继承是“先王之礼”,弃长立幼是父子私授。于是,寿梦乃属长子诸樊:“我欲传国及札,尔无忘寡人之言。”这是季子第一次让位。
    寿梦卒,长兄“诸樊摄行事当国政。待诸樊已除丧,遵父命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:‘夫适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礼,岂可变乎’。”吴人“固立季札”,要季子当国。季子欲效“先人之道”,于是“季札弃其室而耕,乃舍之。”他干脆离开王室,到山野隐居耕读去了。这是季子第二次让位。
    诸樊卒,“有命授弟余祭,欲传以次,必致国于季札而止。”他传位其弟余祭,并嘱按“兄终弟及”办法,兄弟皆欲致国,最后必传位到季札,“以称先王寿梦之意。”余祭卒,传位余眜。余眜卒,“先王有命,兄卒弟代立,必致季子。”按先王之命,应该由季札继位了。可季札不受,“曰:‘吾不受位明矣,昔前君有命,己附子臧之义,洁身清行,仰高履尚,唯仁是处,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’。”于是,他逃归延陵封地。吴人只得立余眜之子州于,号为吴王僚。这是季子第三次让位。
    立僚为吴王,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很不服气,认为按“传弟不传子”的礼制应当立季子为王,如改传子则应当由他即位。于是他收买勇士专诸刺杀王僚,自立为吴王阖闾(公元前514—前496年)。季札受王僚之命出使中原返回到吴国,阖闾曾假意让位。季札就阖闾政变陈述自己的看法后,“季子自知力不能讨光”,接着就去僚墓前哭泣复命。然后回到封地延陵,发誓永不入朝廷。这就是第四次让国。
    季札效法其先祖太伯多次谦让王位,以美德见称于世。
    2、观乐议政
    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和公元前514年两次受命北上出使中原,主要是通报吴国情况,了解中原各国形势,广泛结交各国知名人士,扩大吴国影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吴太伯世家》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载季札出使中原列国观乐议政的故事。
    他先到鲁国。鲁国和吴国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后,王室特许鲁国使用供天子享用的王家礼乐“周乐”。“周乐”是一套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,其社会和文化地位很高,于是季札“请观周乐”。鲁国主人安排乐团给他演唱以各国乐曲谱写的弦歌,又观看了尧舜至夏商周时的舞蹈表演。他专注地倾听每一首乐曲,观看每一个舞蹈,欣赏每一首诗歌。他闻歌观乐见舞便能尽知其所以然,而且在每首歌舞表演完毕,他都能一一作出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和赞美,并借此推断出时代风貌、地域特色,察知诸侯各国的兴衰大势,可见他有很深的造诣和审美能力。继而他游历了齐、郑、卫、晋、徐等国,会见了各国政要,如齐国晏婴、郑国子产、晋国叔向等人,评论时事,宣扬以礼治国、以德治国理念,充分展示了他的神智器识和多才多艺,真不愧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文艺家。
    3、冢树挂剑
季札初使中原途经徐国,徐君殷勤招待。徐君对季札身上的佩剑十分爱慕,但又不好意思开口。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思,但囿于肩负使命,还得遍访列国,佩剑是使节的重要饰物,便暗自决定待出访结束后将宝剑赠送给徐君。然而当季札完成使命,归国返经徐国时,却得知徐君已经去世。于是季札急忙赶到徐君墓前,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松树上,表示哀悼,并赠予徐君。他的随从疑惑不解问道:“徐君已死,你把这样贵重的宝剑送给谁呢?”季札正色答道:“我知道徐君爱慕我的佩剑,我因公使上国,没有能够给他,但我已心许之,怎能因他的去世而违背自己的承诺呢!”自此,冢树挂剑成为守诺诚信的美谈。
    4、大义救陈
春秋时的州来古国(今安徽淮南市凤台地区)是楚吴争霸、欲出中原的战略要地。吴灭州来后,由于季札声望高,吴王便兼封季札于州来。故史书上又称季札为“延州来季子”。《左传﹒哀公十年》记载:“冬,楚子期伐陈。吴延州来季子救陈,谓子期曰‘二君不务德,而力争诸侯,民何罪焉?我请退,以为子名,务德而安民,’乃还。”公元前485年(周敬王三十五、鲁哀公十年)楚国尹子期出兵攻打陈国,吴国的延州来季子闻知,即亲自去救援陈国。季札亲会尹子期,对他说:吴楚二国君王都不修德政,而竟相使用武力,争夺霸权,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?我请求你退兵,是为了让你阁下取得一个好名声,以便致力于德行的修养和百姓的安定。季札是春秋名贤,深得各国尊敬。他这次亲会子期,晓以大义,要尹子期讲仁德、保名声、爱百姓,尹子期被他的劝告所打动,毅然拔营而退,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灾祸,充分显示了季札仁义和雄才大略。
    此外,还有季札隐居耕读、关爱百姓等很多故事传说。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构画出季札谦让、诚信、仁义、贤达、博学的崇高形象。

    三、延陵季子的贡献

     延陵季子的思想和道德精神,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,被历朝历代弘扬传颂。
孔子把季札称为圣人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史载,季札出使中原,随行的长子染病去世,孔子亲到现场观看季札葬子,见季札按照当时的礼制草莽,大为感动,不禁称赞道:“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”、“延陵季子于礼也,其合矣乎”(《礼记》)。在今存的《上博楚简答第子问》中,也有盛赞:“延陵季子,其天民也乎”。相传季子去世后,孔子曾亲撰“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“十字碑立于季子墓前,足见他对季札的评价之高。
   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高度评价延陵季子,他在《史记》中写道:“延陵季子之仁心,慕义无穷,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,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”。他赞扬季子怀有仁爱之心,仰慕季子道义无穷,对事物观察细微而能明白事物的清白与污浊,把季子视为是一个视野广阔、知识渊博的君子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赋诗称赞季子:“延陵有宝剑,价重千黄金。观风到上国,暗许故人深。归来挂坟松,万古知真心。”
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仰慕季子,亲撰《延州来季子赞》,文中针对“江左”(指长江中下游地区)有人对季子让国的质疑,他写道:“延州来季子、张子房(注:指西汉名臣张良)皆不死者也,江左诸人好说子房、季札之贤,有以也夫。此可与知(智)者论,难与俗人言也”。他认为,指责季札让国,不是智者论说,而是俗人之言。
    历代皇室的最高统治者对延陵季子也给予高度评价和褒奖。南朝宋武帝刘裕赞扬季子高风亮节:“全义让国。挂剑酬心,怀哉高风,无古无今。”唐大历年间封季札为“延陵候”。北宋元佑三年(1088年),宋哲宗诏赐季札“嘉贤”之号。南宋庆元(1195—1200)中,封季札为“昭德候”,宋宁宗在《庆元封昭德候制书》中讲:“朕考于传记,知神为吴公子。当春秋时,赏辞千乘之国而不受,凛然高节,万世如生。”清代康熙皇帝更赠匾“让德光前”,表彰季札,奉为垂范。
    纵观从孔圣人到康熙帝等朝野名流对延陵季子的高度评价,我们不难看出季子在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,今天我们更要好好认识和学习这么一位伟人。
    1、 延陵季子是儒家学说的先驱
    儒家学说是人类认识自身与社会以及人际关系、理想社会提供的第一个最完备的思想政治哲学体系。孔子的“仁”与“礼”及后来孟子“义”的观念,都给人类以启迪。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。
季子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,季子比孔子大二十五岁。在孔子之前,季子以其言论行动,讲仁心,讲礼制,讲道义,讲诚信,他宣传以礼治国,以德治国,以效尧舜先哲,他大义救陈,讲仁德取民心。这些恰恰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思想。孔子作为季子的后来者,他向季子学礼(观礼)赞扬季子为“天民(圣人)”、“延陵君子”,绝非偶然。缘此可见延陵季子对儒家学说的形成,对传统思想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他无疑是儒家学说的先驱,对孔孟创造的儒家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因此有学者称古代圣人有“南季(子)北孔(子)”,季札是中国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,这是颇有道理的。
    2、 延陵季子是吴文化的杰出代表
吴文化即吴地区域文化,这是函盖古今的统称,它经历了先吴、古吴和后吴文化的发展序列。
从太伯奔吴创国,历经周章(五世)、寿梦(十九世)到季札,古吴文化形成、充实及之以后的发展,从而开启了东南文明,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在中华文明史与中国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吴太伯和季札就是吴文化形成中的核心人物和杰出代表。
     吴太伯对吴文化有开创之功。他从中原而来,不以征服者身份出现,而是奉行一条“融化”的策略,随俗而治,和谐共生,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,而且以谦让开拓的精神,开启了富有生气,具有开放性和独立性,并在文化交融中保持了自己特色的江南文明。可惜史籍上无过多文字记载。
到了太伯、仲雍的二十世孙季札,吴文化取得了充实和发展,春秋经典(《礼记》、“三传”)及汉之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中都用了很多文字记录了吴国史事,尤其是季札在思想政治、伦理道德、南北外交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言论行动,从而为后人研究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他的谦让诚信精神更是古今传颂,有口皆碑,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。
    3、 延陵季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
延陵季子对常州有开德之功。常州自季子开邑以来,“承太伯之高踪,由季子之遗烈;盖英贤之旧壤,杂吴夏之语音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),“千载之下,莫不怀至德,仰高风”(《毗陵续志》),季札与他的先祖太伯精神世代相传,深深扎根于延陵民众之中,“延陵世泽,让国家风”成为常州人文精神的源泉,常州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耕读传家、谦让诚信、崇文重教、经世致用,创优争先的城市精神。

    四、延陵季子遗迹考辨

    延陵季子遗迹,由于年代久远,大多湮没,今存世的不是太多,故人们在对延陵封邑、季子墓、孔子十字碑等问题上的研究尚有分歧。
    1、延陵封邑在何处
延陵封邑在常州,这是古今定论,有史为证的。
汉班固《汉书•地理志》记载:“毗陵,季札所居。江在北,扬州川。莽曰毗坛”。唐颜师古在给《汉书》作注时指出:“毗陵,旧延陵,汉改之。”这是毗陵为古延陵,季札所居在毗陵的最早记载。之后,东汉袁康的《越绝书》、唐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志》等典籍中,都明白无误地认定季札封邑、古延陵在毗陵、晋陵,即今常州。
    近年有人提出季札封邑在丹阳或在江阴的问题。我认为这是对“封邑所及”和“季子所居”两个概念没有弄清楚所致,必须厘清。
    关于“封邑所及。”据史料记载,“古延陵其邑境南抵太湖,北达长江,东毗吴,西含云阳。”按这个说法,东毗吴就是指接近今苏州,西含云阳就是指涵盖今丹阳,从太湖到长江,大体包括今常州、武进、无锡、江阴、丹阳等市县地域。今《江阴县志》、《丹阳县志》均称春秋时“地属延陵之域”,对此几地没有分歧。
    关于“季札所居”即封邑治所,或曰邑治,就是今天人们理解的政治中心。其实,这在古籍中早有记载:“毗陵,季札所居”,它明确指出了延陵封邑位置在今常州,从而否定了季札封于延陵在今丹阳的说法。
    江苏历史上有过两个延陵县。一是春秋延陵邑,秦置延陵县,汉改毗陵。这就是今常州、武进。二是西晋在今丹阳西南设置延陵县、北宋时撤销,其地划归丹阳、金坛、丹徒、句容四县,其县治所在延陵镇归属丹阳。当今丹阳官方出版物《丹阳县志》(1992年出版)《丹阳古今》(2001年出版)都明确记载:常州武进之延陵邑县,为季札封邑,即今常州地。丹阳之古延陵为西晋重置,北宋时废,部分并入丹阳。
    那么,西晋重置延陵县为什么要用“延陵”之名呢?对此,古人已经作了清楚回答。2001年出版的《丹阳古今》引用唐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上的记载:“延陵(指丹阳之延陵),东至润州(今镇江)一百里,因季子以立名”、“季札所居在毗陵,然今县北(指丹阳之延陵)有季子祠,或当时采邑所及,故名延陵。”这就是说,西晋在今丹阳设置延陵县与季子有关,因为当时它只是属于季札“采地所及”,即在季札的封邑范围之内;再就是因为与当地有一个季子祠有关。
    至于江阴,春秋时它“地属延陵之域”(《江阴志》1992年出版),西晋初已从毗陵析出另置暨阳县、南朝梁时改为江阴县,在今江阴保存有季子庙和季子墓。相传季子“弃室而耕”到过舜过山,经后人口口相传,说季子长期隐居、耕读、生活、死葬于舜过山。现有人甚至把舜过山说成是季子封邑所在和季札所居,这缺乏实据。其实季子隐居在舜过山只能算是个传说。而且现今舜过山在今常州武进郑陆镇焦溪范围之内。舜过山又名舜山,东连江阴山麓,山北经武进几个村到江阴地界。季子墓在申港、那里是长江边了,把季子死后说成葬于舜过山当是误传。
    2、季子墓在哪里
史载:常州市及周边城乡有很多季子祠、庙与碑亭。关于季子墓就有两处记载:一是江阴申港,有墓有碑;一是丹阳九里,有碑,但“墓无形体”。
    季子墓究竟在江阴还是是在丹阳?北宋常州太守朱彦曾进行过考证,认定季子墓在江阴,并重建季子墓碑于江阴申港。他在《延陵王墓碑记》中写道:“崇宁元年(1102年),余以罪谪守是州,因考太史所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,得其详矣。又得其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港之侧,又曰暨阳乡,而暨阳隶属于今江阴县,乃属令赵士淝者访之,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,傍有季子庙,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,于是表识其墓,谨樵牧耕凿之禁。又摹取孔子十字刻碑墓上,设像祠之。学中以时率属吏士诸生拜焉,所以示邦人贵有德也。”这篇碑记与《史记﹒吴太伯世家》注:“延陵季子冢在毗陵暨阳乡”和宋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记:“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浦(即今申港)之西”相一致。
    丹阳九里今存季子庙,始建年代不详。明《丹阳县志上》也记载过有季子墓:“正统十年(1445年)乙丑二月,正殿毁(指九里庙正殿),知县召衡、耆老周彦广等修建,启土见棺而止,遂建殿于墓上。”
    从考古角度看,两地史书上虽有记载,但都没有经过发掘和出土实物验证,因此,要肯定墓在何处尚需有识者考证。
    3、关于“十字碑”的真伪问题
相传延陵季子死后,孔子慕其名曾手书“呜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个大字,立碑于季子墓前,世称“十字碑”。此碑今存丹阳九里庙内,其拓本在今常州、江阴、苏州等地都有保存。但是否孔子所书,历来看法不一。
    孔子所书“十字碑”,原碑不知始立何时。据《丹阳县志》记载,在汉代就有季子墓碑及祠庙的记载。在西晋和南朝梁代两次重刻墓碑,世称“晋碑”和“南北朝碑”。到唐开元年间,唐玄宗命书法家殷仲容“摹拓其本尚可得而传之”,唐大历十四年(779年)润州刺史萧定根据殷仲容所摩拓本“重刊于石”,即现存于丹阳九里季子庙内的“十字碑”,是为“唐碑”。又据《江阴县志》记载,汉初在江阴申港建有季子祠,祠内有孔子书“十字碑”,后渐湮没,其时江阴在延陵邑旧境内。北宋常州太守朱彦重刻“十字碑”于墓上,其时江阴属常州府。《常州市志》记载,古时常州有季子祠庙多处,明代于双桂坊重建时亦供奉“十字碑”于祠内。可见,唐以前就有“十字碑”传摩,历代“盖刻之者屡矣。”
    对于“十字碑”历代很多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书。西晋诗人陶渊明在《季子赞》中指出“夫人戾止,爰诏作铭”、“此所证其为古无疑。”唐代书法家李阳冰在其传中记载:“阳冰生于开元,始学李斯《峄山碑》,后见仲尼《季子墓志》,精深小学,得其渊源,遍观前人遗迹,此谓未有点画,但偏傍模刻而已。尝叹曰:‘天之未尝斯文也,故小人得篆籀之宗旨。’”明代篆刻大家徐官在《古今印史》中讲:“十字碑皆古书,与大篆相类,生动而神,凭识者见之,咸谓其非今世物也。”他断言:“阅古法书多矣,若先秦古文,仅见《大禹碑》、《石鼓文》及此刻耳,此外不多见也。”
    也有学者认为“十字碑”不是孔子所书。此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跋尾讲:“按孔子平生未尝至吴,以《史记》世家考之,其历聘诸侯,南不逾楚,推其岁月踪迹,未尝过吴,不得亲铭季子之墓。又诸字特大,非古简牍所容”。他认为孔子没有到过吴国,字又特大,很难写在竹简上送到江阴。
    然而,历史上有学者考证孔子曾到过江南。唐代大学问家魏征、虞世南等撰写的《群书纪要》(卷十二)、宋宋昉的《太平御览》(卷三百七十)上都讲,孔子曾“游于吴”。明南京兵部主事都穆还亲到江阴考证“十字碑”,并著《十字碑考》,他引证东汉袁康《越绝外传记卷十》中的记载,证明孔子“尝历吴至越”,可能到过延陵季子墓。明《江阴县志》记载,周敬王时,孔子适楚舣舟申港,登岸瞻季子墓,拜铭而去。这些记载虽存疑点,但也难以排除。
    “十字碑”乃古之物件,季子、孔子又是古代圣人。宋嘉定年间《延陵季子庙十字碑亭碣》中讲:十字碑“相传以为夫子书。书之是否不可知,而历代宝之,传必有自。”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尽管对“十字碑”是否孔子所书存有疑问,但他在《集古录》中仍认为:“第以其名传之久,不可遽废。故录之,以俟博识君子。”笔者认为,今存“十字碑”乃唐开元前刻物,十分珍贵,不可贸然否定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只能企求专家学者去作进一步的考证。
    4、关于季札何时封于延陵问题
最早记载季札封于延陵的是《史记•吴太伯世家》。从《史记》原文看,古文不加标点,连着读是“诸樊卒,余祭立,封季札于延陵”。诸樊卒于公元前548年,余祭元年是公元前547年。现代出版物加标点断句后,就难断定何年封于延陵了。
为此,笔者查阅常州最早地方志宋《咸淳毗陵志》(卷 一•地理志一上),上面清楚记载:周灵王二十五年甲寅、吴王余祭元年、季札封于延陵,并按《史记•吴世家》云:诸樊卒,余祭元,封季札于延陵,故号曰:延陵季子。
     宋志认定公元前547年季札封于延陵,之后历代常州市志、武进县志都沿用这一说法,直至2012年出版的《江苏通史》都明确记载:“周灵王二十五年(余祭元年,公元前547年),这年吴季札封于延陵(今常州)。”(第206页)

    五、延陵季子让国争论

    延陵季子多次让国,与他的先祖吴太伯“三以天下让”一样,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千古佳话。自古以来让贤让位是一种美德,是一种高尚的行为。孔子称赞吴太伯“至德”,季子是“天民”、“君子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高度称赞季子之仁心,慕义无穷,是闳览博物的君子,皆因其让国的高风亮节。
    季子为何让国?从古文献记载和分析来看,有以下几种原因:
    一是遵从礼制,顺从国家制度。寿梦生前欲让位季札,季子让曰:“礼有旧制,奈何废前王之礼,而行父子之私乎”(《吴越春秋》)。寿梦死后,长兄诸樊欲让位季子,季子谢曰:“嫡长当国,非前王之私,乃宗庙社稷定制,岂可变乎。”(《吴越春秋》)。这里季子讲的国家礼制,已由古代“禅让”、“兄终弟及”发展到殷商后期变成嫡长继承制。周朝初年,周公制礼,是为减少皇族之间矛盾、抑制兄弟间的争端,正式规定王位则由嫡长子一人继承,其余子则分封在外。
    二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,讲仁义,守节操,耻于争国之事。《周易•说卦》中讲:“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”,季札把“仁”与“义”两者作为君子应遵循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。是因为他认为“国有嫡长而奸之,不义”,“父骨未寒,既让而复干诸兄,不信”,所以他效法曹公子“子臧之道,”始终让国而坚守节操。
     三是他对本国政局,采取不卷入态度。季札奉行“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,以其不杀为仁”,始终坚守他的仁义道德。至于吴王阖闾和夫差擅权霸道,妄杀忠良,季子何不劝阻,苏东坡在《延州来季子赞》一文中曾做了精辟的分析,他认为“季子知国之必亡,而终无一言于夫差,知言之无益也。夫子胥以阖闾霸,而夫差杀之如皂隶,岂独季子乎!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,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。”这就是说季子审时度势,自知言之无益,“自知力不能讨光”(《史记》集解注)。
    对于季札让国,唐代独孤及(725—777)曾撰《吴季子札论》,认为季子应当仁不让,并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子让国。
纵观吴国后来的灭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。从“春秋无义战”,“春秋五霸”争斗,到“战国七雄”兼并,经五百多年秦并天下而走向统一,这是历史的大趋势。其实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权夺位的争斗是常见的。至于吴越争霸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危机加深、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侧面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唐代散文选注》中指出:“作者(独孤及)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出发,是认识不到这些的”。这个分析很有见地。独孤及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,其时唐朝已由盛转衰,社会矛盾加剧,独孤及借此而批季札让国,提出要为国家大业而当仁不让,如果按照当时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考量,有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若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札让国显然就有失公允了。难道季札不让国,吴国就不会灭亡吗?
     对于独孤及的看法,历代都有不同评论。苏轼东坡在《延州来季子赞》一文中针对批评季札的言论,就指出:“此可与知(智)者论,难与俗人言也”。史载北宋包拯读了指责季子让国生乱的文章,曾拍案而起,针锋相对地写了《延陵季子评》一文,对其进行系统的批驳,还延陵季子的公道与英名。因此,我们今天在读独孤及的这篇文章时,切忌拿到鸡毛当令箭,这样无助于我们正确评价季札这位先贤和学习他的不朽精神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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