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札是常州的人文始祖，是春秋大贤，他的贤德与精神不仅当时见称于诸候各国，而且深深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文传统。笔者因在常州工作几十年，特别留意史籍上有关延陵季子的记载和学术界对季子的评论。于是就把季子的故事整理出来，对季子的遗迹进行考辨，对季子在历史上的贡献与道德精神做些研究，并参与了学术界对季子的讨论。

　　一、延陵季子其人

　　1、延陵季子是春秋吴国公子

　　春秋吴国，是商末吴太伯所创建。周朝先祖古公亶父长子太伯，因让贤(“三以天下让”)与其弟仲雍由中原南奔荆蛮，创建古吴国，经十九世传至吴王寿梦，国势渐强，欲争霸中原。寿梦有四个儿子，第四子名札，因排行老四，故名季札，亦称吴季子、吴公子札。

　　2、延陵季子是春秋名贤

　　季札贤能，其父寿梦欲弃长立幼，将王位传于季子。季子则效先祖吴太伯贤德，遵循“前王之礼”和“先人之道”，对父王及兄长多次让位均坚辞不就。他北上出使中原，观乐议政，在徐国“挂剑酬心”，晚年“大义救陈”，其谦让、诚信、仁义的道德精神，受到诸候各国的尊敬，成为春秋大贤，孔子亦赞扬他为“天民”、圣人。

　　3、延陵季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

　　公元前547年“季札封于延陵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”季札就成为常州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人，延陵就成为常州有文字记载的建置之始。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等春秋经典都大量记载了延陵季子的言论行动，从此延陵季子以学问人品名闻天下。“延陵世泽，让国家风”的高尚品行世代相传。

　　据《中国吴氏通书》记载：“季札生于周简王三十年乙酉(公元前576年)四月十八日，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(公元前485年)四月十三日，享年92岁。”这在古代算是老寿星了。死后葬在时属延陵之地今江阴申港，相传孔子曾亲书“呜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字碑立于墓前。

　　二、延陵季子的故事

　　春秋经典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及其后的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众多史书中，大量记载了延陵季子的言论行动，成为千古流播传颂的典范。

　　1、季子让国

　　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季子三次让国，东汉袁康在《吴越春秋》中亦载季子四次让国。总之就是泛指他多次让国。

　　史载，吴王寿梦有诸樊、余祭、余眜和季札四子，季札贤，寿梦欲立季札为吴王，“季札让曰：‘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’。”这就是说，嫡长继承是“先王之礼”，弃长立幼是父子私授。于是，寿梦乃属长子诸樊：“我欲传国及札，尔无忘寡人之言。”这是季子第一次让位。

　　寿梦卒，长兄“诸樊摄行事当国政。待诸樊已除丧，遵父命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：‘夫适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礼，岂可变乎’。”吴人“固立季札”，要季子当国。季子欲效“先人之道”，于是“季札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”他干脆离开王室，到山野隐居耕读去了。这是季子第二次让位。

　　诸樊卒，“有命授弟余祭，欲传以次，必致国于季札而止。”他传位其弟余祭，并嘱按“兄终弟及”办法，兄弟皆欲致国，最后必传位到季札，“以称先王寿梦之意。”余祭卒，传位余眜。余眜卒，“先王有命，兄卒弟代立，必致季子。”按先王之命，应该由季札继位了。可季札不受，“曰：‘吾不受位明矣，昔前君有命，己附子臧之义，洁身清行，仰高履尚，唯仁是处，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’。”于是，他逃归延陵封地。吴人只得立余眜之子州于，号为吴王僚。这是季子第三次让位。

　　立僚为吴王，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很不服气，认为按“传弟不传子”的礼制应当立季子为王，如改传子则应当由他即位。于是他收买勇士专诸刺杀王僚，自立为吴王阖闾(公元前514—前496年)。季札受王僚之命出使中原返回到吴国，阖闾曾假意让位。季札就阖闾政变陈述自己的看法后，“季子自知力不能讨光”，接着就去僚墓前哭泣复命。然后回到封地延陵，发誓永不入朝廷。这就是第四次让国。

　　季札效法其先祖太伯多次谦让王位，以美德见称于世。

　　2、观乐议政

　　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和公元前514年两次受命北上出使中原，主要是通报吴国情况，了解中原各国形势，广泛结交各国知名人士，扩大吴国影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吴太伯世家》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载季札出使中原列国观乐议政的故事。

　　他先到鲁国。鲁国和吴国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后，王室特许鲁国使用供天子享用的王家礼乐“周乐”。“周乐”是一套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，其社会和文化地位很高，于是季札“请观周乐”。鲁国主人安排乐团给他演唱以各国乐曲谱写的弦歌，又观看了尧舜至夏商周时的舞蹈表演。他专注地倾听每一首乐曲，观看每一个舞蹈，欣赏每一首诗歌。他闻歌观乐见舞便能尽知其所以然，而且在每首歌舞表演完毕，他都能一一作出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和赞美，并借此推断出时代风貌、地域特色，察知诸侯各国的兴衰大势，可见他有很深的造诣和审美能力。继而他游历了齐、郑、卫、晋、徐等国，会见了各国政要，如齐国晏婴、郑国子产、晋国叔向等人，评论时事，宣扬以礼治国、以德治国理念，充分展示了他的神智器识和多才多艺，真不愧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文艺家。

　　3、冢树挂剑

　　季札初使中原途经徐国，徐君殷勤招待。徐君对季札身上的佩剑十分爱慕，但又不好意思开口。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思，但囿于肩负使命，还得遍访列国，佩剑是使节的重要饰物，便暗自决定待出访结束后将宝剑赠送给徐君。然而当季札完成使命，归国返经徐国时，却得知徐君已经去世。于是季札急忙赶到徐君墓前，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松树上，表示哀悼，并赠予徐君。他的随从疑惑不解问道：“徐君已死，你把这样贵重的宝剑送给谁呢?”季札正色答道：“我知道徐君爱慕我的佩剑，我因公使上国，没有能够给他，但我已心许之，怎能因他的去世而违背自己的承诺呢!”自此，冢树挂剑成为守诺诚信的美谈。

　　4、大义救陈

　　春秋时的州来古国(今安徽淮南市凤台地区)是楚吴争霸、欲出中原的战略要地。吴灭州来后，由于季札声望高，吴王便兼封季札于州来。故史书上又称季札为“延州来季子”。《左传﹒哀公十年》记载：“冬，楚子期伐陈。吴延州来季子救陈，谓子期曰‘二君不务德，而力争诸侯，民何罪焉?我请退，以为子名，务德而安民，’乃还。”公元前485年(周敬王三十五、鲁哀公十年)楚国尹子期出兵攻打陈国，吴国的延州来季子闻知，即亲自去救援陈国。季札亲会尹子期，对他说：吴楚二国君王都不修德政，而竟相使用武力，争夺霸权，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?我请求你退兵，是为了让你阁下取得一个好名声，以便致力于德行的修养和百姓的安定。季札是春秋名贤，深得各国尊敬。他这次亲会子期，晓以大义，要尹子期讲仁德、保名声、爱百姓，尹子期被他的劝告所打动，毅然拔营而退，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灾祸，充分显示了季札仁义和雄才大略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季札隐居耕读、关爱百姓等很多故事传说。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构画出季札谦让、诚信、仁义、贤达、博学的崇高形象。

　　三、延陵季子的贡献

　　延陵季子的思想和道德精神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被历朝历代弘扬传颂。

　　孔子把季札称为圣人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史载，季札出使中原，随行的长子染病去世，孔子亲到现场观看季札葬子，见季札按照当时的礼制草莽，大为感动，不禁称赞道：“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”、“延陵季子于礼也，其合矣乎”(《礼记》)。在今存的《上博楚简答第子问》中，也有盛赞：“延陵季子，其天民也乎”。相传季子去世后，孔子曾亲撰“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“十字碑立于季子墓前，足见他对季札的评价之高。

　　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高度评价延陵季子，他在《史记》中写道：“延陵季子之仁心，慕义无穷，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，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”。他赞扬季子怀有仁爱之心，仰慕季子道义无穷，对事物观察细微而能明白事物的清白与污浊，把季子视为是一个视野广阔、知识渊博的君子。

　　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赋诗称赞季子：“延陵有宝剑，价重千黄金。观风到上国，暗许故人深。归来挂坟松，万古知真心。”

　　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仰慕季子，亲撰《延州来季子赞》，文中针对“江左”(指长江中下游地区)有人对季子让国的质疑，他写道：“延州来季子、张子房(注：指西汉名臣张良)皆不死者也，江左诸人好说子房、季札之贤，有以也夫。此可与知(智)者论，难与俗人言也”。他认为，指责季札让国，不是智者论说，而是俗人之言。

　　历代皇室的最高统治者对延陵季子也给予高度评价和褒奖。南朝宋武帝刘裕赞扬季子高风亮节：“全义让国。挂剑酬心，怀哉高风，无古无今。”唐大历年间封季札为“延陵候”。北宋元佑三年(1088年)，宋哲宗诏赐季札“嘉贤”之号。南宋庆元(1195—1200)中，封季札为“昭德候”，宋宁宗在《庆元封昭德候制书》中讲：“朕考于传记，知神为吴公子。当春秋时，赏辞千乘之国而不受，凛然高节，万世如生。”清代康熙皇帝更赠匾“让德光前”，表彰季札，奉为垂范。

　　纵观从孔圣人到康熙帝等朝野名流对延陵季子的高度评价，我们不难看出季子在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，今天我们更要好好认识和学习这么一位伟人。

　　1、延陵季子是儒家学说的先驱

　　儒家学说是人类认识自身与社会以及人际关系、理想社会提供的第一个最完备的思想政治哲学体系。孔子的“仁”与“礼”及后来孟子“义”的观念，都给人类以启迪。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。

　　季子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，季子比孔子大二十五岁。在孔子之前，季子以其言论行动，讲仁心，讲礼制，讲道义，讲诚信，他宣传以礼治国，以德治国，以效尧舜先哲，他大义救陈，讲仁德取民心。这些恰恰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思想。孔子作为季子的后来者，他向季子学礼(观礼)赞扬季子为“天民(圣人)”、“延陵君子”，绝非偶然。缘此可见延陵季子对儒家学说的形成，对传统思想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。他无疑是儒家学说的先驱，对孔孟创造的儒家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因此有学者称古代圣人有“南季(子)北孔(子)”，季札是中国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，这是颇有道理的。

　　2、延陵季子是吴文化的杰出代表

　　吴文化即吴地区域文化，这是函盖古今的统称，它经历了先吴、古吴和后吴文化的发展序列。

　　从太伯奔吴创国，历经周章(五世)、寿梦(十九世)到季札，古吴文化形成、充实及之以后的发展，从而开启了东南文明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华文明史与中国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吴太伯和季札就是吴文化形成中的核心人物和杰出代表。

　　吴太伯对吴文化有开创之功。他从中原而来，不以征服者身份出现，而是奉行一条“融化”的策略，随俗而治，和谐共生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，而且以谦让开拓的精神，开启了富有生气，具有开放性和独立性，并在文化交融中保持了自己特色的江南文明。可惜史籍上无过多文字记载。

　　到了太伯、仲雍的二十世孙季札，吴文化取得了充实和发展，春秋经典(《礼记》、“三传”)及汉之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中都用了很多文字记录了吴国史事，尤其是季札在思想政治、伦理道德、南北外交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言论行动，从而为后人研究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他的谦让诚信精神更是古今传颂，有口皆碑，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。

　　3、延陵季子是常州的人文始祖

　　延陵季子对常州有开德之功。常州自季子开邑以来，“承太伯之高踪，由季子之遗烈;盖英贤之旧壤，杂吴夏之语音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)，“千载之下，莫不怀至德，仰高风”(《毗陵续志》)，季札与他的先祖太伯精神世代相传，深深扎根于延陵民众之中，“延陵世泽，让国家风”成为常州人文精神的源泉，常州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耕读传家、谦让诚信、崇文重教、经世致用，创优争先的城市精神。

　　四、延陵季子遗迹考辨

　　延陵季子遗迹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大多湮没，今存世的不是太多，故人们在对延陵封邑、季子墓、孔子十字碑等问题上的研究尚有分歧。

　　1、延陵封邑在何处

　　延陵封邑在常州，这是古今定论，有史为证的。

　　汉班固《汉书•地理志》记载：“毗陵，季札所居。江在北，扬州川。莽曰毗坛”。唐颜师古在给《汉书》作注时指出：“毗陵，旧延陵，汉改之。”这是毗陵为古延陵，季札所居在毗陵的最早记载。之后，东汉袁康的《越绝书》、唐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志》等典籍中，都明白无误地认定季札封邑、古延陵在毗陵、晋陵，即今常州。

　　近年有人提出季札封邑在丹阳或在江阴的问题。我认为这是对“封邑所及”和“季子所居”两个概念没有弄清楚所致，必须厘清。

　　关于“封邑所及。”据史料记载，“古延陵其邑境南抵太湖，北达长江，东毗吴，西含云阳。”按这个说法，东毗吴就是指接近今苏州，西含云阳就是指涵盖今丹阳，从太湖到长江，大体包括今常州、武进、无锡、江阴、丹阳等市县地域。今《江阴县志》、《丹阳县志》均称春秋时“地属延陵之域”，对此几地没有分歧。

　　关于“季札所居”即封邑治所，或曰邑治，就是今天人们理解的政治中心。其实，这在古籍中早有记载：“毗陵，季札所居”，它明确指出了延陵封邑位置在今常州，从而否定了季札封于延陵在今丹阳的说法。

　　江苏历史上有过两个延陵县。一是春秋延陵邑，秦置延陵县，汉改毗陵。这就是今常州、武进。二是西晋在今丹阳西南设置延陵县、北宋时撤销，其地划归丹阳、金坛、丹徒、句容四县，其县治所在延陵镇归属丹阳。当今丹阳官方出版物《丹阳县志》(1992年出版)《丹阳古今》(2001年出版)都明确记载：常州武进之延陵邑县，为季札封邑，即今常州地。丹阳之古延陵为西晋重置，北宋时废，部分并入丹阳。

　　那么，西晋重置延陵县为什么要用“延陵”之名呢?对此，古人已经作了清楚回答。2001年出版的《丹阳古今》引用唐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上的记载：“延陵(指丹阳之延陵)，东至润州(今镇江)一百里，因季子以立名”、“季札所居在毗陵，然今县北(指丹阳之延陵)有季子祠，或当时采邑所及，故名延陵。”这就是说，西晋在今丹阳设置延陵县与季子有关，因为当时它只是属于季札“采地所及”，即在季札的封邑范围之内;再就是因为与当地有一个季子祠有关。

　　至于江阴，春秋时它“地属延陵之域”(《江阴志》1992年出版)，西晋初已从毗陵析出另置暨阳县、南朝梁时改为江阴县，在今江阴保存有季子庙和季子墓。相传季子“弃室而耕”到过舜过山，经后人口口相传，说季子长期隐居、耕读、生活、死葬于舜过山。现有人甚至把舜过山说成是季子封邑所在和季札所居，这缺乏实据。其实季子隐居在舜过山只能算是个传说。而且现今舜过山在今常州武进郑陆镇焦溪范围之内。舜过山又名舜山，东连江阴山麓，山北经武进几个村到江阴地界。季子墓在申港、那里是长江边了，把季子死后说成葬于舜过山当是误传。

　　2、季子墓在哪里

　　史载：常州市及周边城乡有很多季子祠、庙与碑亭。关于季子墓就有两处记载：一是江阴申港，有墓有碑;一是丹阳九里，有碑，但“墓无形体”。

　　季子墓究竟在江阴还是是在丹阳?北宋常州太守朱彦曾进行过考证，认定季子墓在江阴，并重建季子墓碑于江阴申港。他在《延陵王墓碑记》中写道：“崇宁元年(1102年)，余以罪谪守是州，因考太史所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，得其详矣。又得其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港之侧，又曰暨阳乡，而暨阳隶属于今江阴县，乃属令赵士淝者访之，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，傍有季子庙，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，于是表识其墓，谨樵牧耕凿之禁。又摹取孔子十字刻碑墓上，设像祠之。学中以时率属吏士诸生拜焉，所以示邦人贵有德也。”这篇碑记与《史记﹒吴太伯世家》注：“延陵季子冢在毗陵暨阳乡”和宋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记：“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浦(即今申港)之西”相一致。

　　丹阳九里今存季子庙，始建年代不详。明《丹阳县志上》也记载过有季子墓：“正统十年(1445年)乙丑二月，正殿毁(指九里庙正殿)，知县召衡、耆老周彦广等修建，启土见棺而止，遂建殿于墓上。”

　　从考古角度看，两地史书上虽有记载，但都没有经过发掘和出土实物验证，因此，要肯定墓在何处尚需有识者考证。

　　3、关于“十字碑”的真伪问题

　　相传延陵季子死后，孔子慕其名曾手书“呜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个大字，立碑于季子墓前，世称“十字碑”。此碑今存丹阳九里庙内，其拓本在今常州、江阴、苏州等地都有保存。但是否孔子所书，历来看法不一。

　　孔子所书“十字碑”，原碑不知始立何时。据《丹阳县志》记载，在汉代就有季子墓碑及祠庙的记载。在西晋和南朝梁代两次重刻墓碑，世称“晋碑”和“南北朝碑”。到唐开元年间，唐玄宗命书法家殷仲容“摹拓其本尚可得而传之”，唐大历十四年(779年)润州刺史萧定根据殷仲容所摩拓本“重刊于石”，即现存于丹阳九里季子庙内的“十字碑”，是为“唐碑”。又据《江阴县志》记载，汉初在江阴申港建有季子祠，祠内有孔子书“十字碑”，后渐湮没，其时江阴在延陵邑旧境内。北宋常州太守朱彦重刻“十字碑”于墓上，其时江阴属常州府。《常州市志》记载，古时常州有季子祠庙多处，明代于双桂坊重建时亦供奉“十字碑”于祠内。可见，唐以前就有“十字碑”传摩，历代“盖刻之者屡矣。”

　　对于“十字碑”历代很多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书。西晋诗人陶渊明在《季子赞》中指出“夫人戾止，爰诏作铭”、“此所证其为古无疑。”唐代书法家李阳冰在其传中记载：“阳冰生于开元，始学李斯《峄山碑》，后见仲尼《季子墓志》，精深小学，得其渊源，遍观前人遗迹，此谓未有点画，但偏傍模刻而已。尝叹曰：‘天之未尝斯文也，故小人得篆籀之宗旨。’”明代篆刻大家徐官在《古今印史》中讲：“十字碑皆古书，与大篆相类，生动而神，凭识者见之，咸谓其非今世物也。”他断言：“阅古法书多矣，若先秦古文，仅见《大禹碑》、《石鼓文》及此刻耳，此外不多见也。”

　　也有学者认为“十字碑”不是孔子所书。此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集古录》跋尾讲：“按孔子平生未尝至吴，以《史记》世家考之，其历聘诸侯，南不逾楚，推其岁月踪迹，未尝过吴，不得亲铭季子之墓。又诸字特大，非古简牍所容”。他认为孔子没有到过吴国，字又特大，很难写在竹简上送到江阴。

　　然而，历史上有学者考证孔子曾到过江南。唐代大学问家魏征、虞世南等撰写的《群书纪要》(卷十二)、宋宋昉的《太平御览》(卷三百七十)上都讲，孔子曾“游于吴”。明南京兵部主事都穆还亲到江阴考证“十字碑”，并著《十字碑考》，他引证东汉袁康《越绝外传记卷十》中的记载，证明孔子“尝历吴至越”，可能到过延陵季子墓。明《江阴县志》记载，周敬王时，孔子适楚舣舟申港，登岸瞻季子墓，拜铭而去。这些记载虽存疑点，但也难以排除。

　　“十字碑”乃古之物件，季子、孔子又是古代圣人。宋嘉定年间《延陵季子庙十字碑亭碣》中讲：十字碑“相传以为夫子书。书之是否不可知，而历代宝之，传必有自。”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尽管对“十字碑”是否孔子所书存有疑问，但他在《集古录》中仍认为：“第以其名传之久，不可遽废。故录之，以俟博识君子。”笔者认为，今存“十字碑”乃唐开元前刻物，十分珍贵，不可贸然否定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只能企求专家学者去作进一步的考证。

　　4、关于季札何时封于延陵问题

　　最早记载季札封于延陵的是《史记•吴太伯世家》。从《史记》原文看，古文不加标点，连着读是“诸樊卒，余祭立，封季札于延陵”。诸樊卒于公元前548年，余祭元年是公元前547年。现代出版物加标点断句后，就难断定何年封于延陵了。

　　为此，笔者查阅常州最早地方志宋《咸淳毗陵志》(卷 一•地理志一上)，上面清楚记载：周灵王二十五年甲寅、吴王余祭元年、季札封于延陵，并按《史记•吴世家》云：诸樊卒，余祭元，封季札于延陵，故号曰：延陵季子。

　　宋志认定公元前547年季札封于延陵，之后历代常州市志、武进县志都沿用这一说法，直至2012年出版的《江苏通史》都明确记载：“周灵王二十五年(余祭元年，公元前547年)，这年吴季札封于延陵(今常州)。”(第206页)

　　五、延陵季子让国争论

　　延陵季子多次让国，与他的先祖吴太伯“三以天下让”一样，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千古佳话。自古以来让贤让位是一种美德，是一种高尚的行为。孔子称赞吴太伯“至德”，季子是“天民”、“君子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高度称赞季子之仁心，慕义无穷，是闳览博物的君子，皆因其让国的高风亮节。

　　季子为何让国?从古文献记载和分析来看，有以下几种原因：

　　一是遵从礼制，顺从国家制度。寿梦生前欲让位季札，季子让曰：“礼有旧制，奈何废前王之礼，而行父子之私乎”(《吴越春秋》)。寿梦死后，长兄诸樊欲让位季子，季子谢曰：“嫡长当国，非前王之私，乃宗庙社稷定制，岂可变乎。”(《吴越春秋》)。这里季子讲的国家礼制，已由古代“禅让”、“兄终弟及”发展到殷商后期变成嫡长继承制。周朝初年，周公制礼，是为减少皇族之间矛盾、抑制兄弟间的争端，正式规定王位则由嫡长子一人继承，其余子则分封在外。

　　二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，讲仁义，守节操，耻于争国之事。《周易•说卦》中讲：“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”，季札把“仁”与“义”两者作为君子应遵循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。是因为他认为“国有嫡长而奸之，不义”，“父骨未寒，既让而复干诸兄，不信”，所以他效法曹公子“子臧之道，”始终让国而坚守节操。

　　三是他对本国政局，采取不卷入态度。季札奉行“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，以其不杀为仁”，始终坚守他的仁义道德。至于吴王阖闾和夫差擅权霸道，妄杀忠良，季子何不劝阻，苏东坡在《延州来季子赞》一文中曾做了精辟的分析，他认为“季子知国之必亡，而终无一言于夫差，知言之无益也。夫子胥以阖闾霸，而夫差杀之如皂隶，岂独季子乎!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，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。”这就是说季子审时度势，自知言之无益，“自知力不能讨光”(《史记》集解注)。

　　对于季札让国，唐代独孤及(725—777)曾撰《吴季子札论》，认为季子应当仁不让，并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子让国。

　　纵观吴国后来的灭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。从“春秋无义战”，“春秋五霸”争斗，到“战国七雄”兼并，经五百多年秦并天下而走向统一，这是历史的大趋势。其实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权夺位的争斗是常见的。至于吴越争霸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危机加深、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斗争尖锐化的一个侧面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唐代散文选注》中指出：“作者(独孤及)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出发，是认识不到这些的”。这个分析很有见地。独孤及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，其时唐朝已由盛转衰，社会矛盾加剧，独孤及借此而批季札让国，提出要为国家大业而当仁不让，如果按照当时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考量，有这样一个新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若把吴国灭亡归罪于季札让国显然就有失公允了。难道季札不让国，吴国就不会灭亡吗?

　　对于独孤及的看法，历代都有不同评论。苏轼东坡在《延州来季子赞》一文中针对批评季札的言论，就指出：“此可与知(智)者论，难与俗人言也”。史载北宋包拯读了指责季子让国生乱的文章，曾拍案而起，针锋相对地写了《延陵季子评》一文，对其进行系统的批驳，还延陵季子的公道与英名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在读独孤及的这篇文章时，切忌拿到鸡毛当令箭，这样无助于我们正确评价季札这位先贤和学习他的不朽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