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是季子第98世，太伯第117世，常州西门谭墅思让堂第22世。作为季子的后裔，参加本次论坛，既有光荣感，更多的是危机感和责任感。趁此机会，谈点我是怎样学习季子精神的体会：

　　一、对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初步认识

　　二、学习季子诚信精神的体会

　　三、我对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的认识

　　四、我的文章被“抄袭剽窃”得还嫌少

　　五、“小圈子”越多越好

　　一、对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初步认识

　　最近30多年来，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态环境剧变时期，变革、转型、提升幅度之大、之深刻、之广泛，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变革。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，意识反作用于存在。但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落后于存在。人都有贪心，有的人能自控，有的人不能自控，所以贪腐不可避免，于是就有反贪腐斗争和反贪腐机构的存在。事实上，古今中外，“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”，何况每个国家、每个朝代、每个政党，都有正反两面，转化程度不同而已。我国唐太宗贞观之治，史称盛世，玄奘大师评为八个字：“圣凡交参，鱼龙混杂”，何况后来!“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。现在，我们正在加强法治制度建设，以法治国;加强精神文明建设，以德治国。但是，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思想意识、道德建设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有人类社会，就有道德问题，这是永恒的主题。

　　当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总体是好的，越来越好，社会总是前进的，不可能“世风日下”，“世界末日”。历史不可能倒退，桃花源是虚构的，悲观的论调绝对是错误的。

　　现在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，十分重视廉政建设，重视道德教育、精神文明建设，增强软实力，匹夫都有责!这是长期的任务。召开延陵季子研究高层论坛，顺应潮流，符合人心，得到有关部门和广大专家学者、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，本人作为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的一员，感到欢欣鼓舞，前景光明。

　　二、学习季子诚信精神的体会

　　祖辈相传，从小就知道“太伯家声远，延陵世泽长”的门联和季子“徐墓挂剑”的故事，诚信精神，光耀千秋。

　　本人出身农村，世代农民。家训只有两句话：“不当奸商不当官，老实种田万万年。”祖父希望我老老实实种田，父亲希望我老老实实做人。我是在这种家庭教育下成长的。鬼差神使，初中毕业考进了省立宜兴农校。楞头青有逆返心理，不好好读书，不老实了，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时被捕，放出来后就跑到宜兴山里，参加了北撤后留守的新四军游击队，从而改变了命运。解放后当过刑警，下放农村，在农村打滚三十多年。50岁，又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县级史志机关，开始边学边弄文。离休以后，古稀之年，出版了一本《瞿秋白家世》，才算是“半个文人半草根”，混进了文人圈子。

　　有人说：老实人吃亏。我的体会，既吃亏又沾光，终究不吃亏。我是：一生坎坷老实人，负伤流血上过阵，被关三次抄过家，两次下放炼坚韧。磨难十分痛苦，磨难能磨炼出无所畏惧，磨炼出人生智慧，就变成十分宝贵的财富。我以为：诚信就是忠于理想，方式可以不同，可以多样。我钦佩历史上忠于国家以死殉难的光荣烈士;也敬仰历史上和“文革”等一些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、以死抗争的英雄们;他们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的坚强精神，永远照耀着一代一代后来人的前进。“文革”浩劫中，如邓拓、田家英、老舍、艾思奇等等坚持真理，以死抗争，证明清白，后来终于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。但是，也有一种人“低头认罪，自骂过关”而绝不诬陷他人的正直君子。他们忍辱负重，不可非议，同样应该尊敬，因为他们以忍辱智慧、保护自己而又不伤害无辜，如所谓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谭其骧先生等学术精英，他们写“悔过书”比写学术论文要快几十倍几百倍。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，他们的后半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继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　　“自杀抗争”和“自骂过关”，这是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，他们都是老实人，都是民族的脊梁，都值得敬仰。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诚信精神永放光芒。

　　三、我对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的认识

　　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是我们党对文学艺术、文化学术方面的工作方针。在历史过程中有过曲折，那是执行的问题，不是方针的问题。我们深刻体会到，现在的政治生态环境比过去越来越好。但是，还有个别人把学术争鸣和政治挂钩，“以势压人，以势吓人”。只是个别现象，也是正常现象，意识落后于存在。我可以不发表我的文章，但封不了我的口。有人对我说三道四，是在提醒我，可以反省自己，化对立为助力，为诤友。管好自己，尊重他人。

　　对近年常州文史领域发生的一些事物，我有不同看法：

　　( 一)、常州茶宴(筵)是民间信仰，是崇拜邪神的迷信活动，有人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，并申报省级非遗，这是把“糟粕”误作“精华”，于是，《试论“茶宴”活动及其民俗学上的基本特征》出炉了(2012.4.12待发)。

　　(二)、“火烧红莲寺”是抗日前虚构的电影故事片，曾在常州上映，有人以为真实，在《常州日报》有过大篇幅的报道，并以出土一块黄石界桩为证，上刻莲花及“黄土”二字，这恰好证实不是“红莲寺”而是“黄土寺”，宜兴县志与武进县漕桥乡志有载，报道误导读者，曾当面批评作者。

　　(三)、我对李公朴父亲及嫡母、生母、兄弟状况作了考证，帮《辞海》纠错。《李公朴出生淮安府》一文在《淮安日报》发表，引起淮安轰动，入了淮安名人馆。现在常州人对李公朴家世不感兴趣，于是写了《运用史料学原理，考证李公朴家世》(2012.3.19待发)一文。

　　(四)、《常州历史上最早的行政长官是谁》(2012.5.5与王援先生商榷)我认为不是季子，而是淹君。

　　(五)、《闲话烈帝—与张戬炜先生商榷》，写陈杲仁与陈果仁之争，国史与野史之争，家谱与方志之争。

　　(六)、某处著名旅游景点文物历史被纂改，寺内明代石碑所刻是北周闵帝(宇文觉公元551年)时建，任意纂改为梁武帝(公元502—547年)时建，认为江南是南朝，何来北朝的寺庙?其实佛教僧侣云游十方，全国流动，北方的和尚用北朝帝王所赐之钱财到南方建庙，苏州双塔寺也是周闵帝时所建。当局为旅游经济服务，纠错不了，服从需要，把历史考证与旅游经济分开，各取所需，随遇而安，如果毁灭明代石刻，那我就要为文物鸣不平了。

　　( 七)、古代县域范围考证困难，齐梁故里的兰陵东城里，究竟在哪里，现在还是个谜，没有出土文物谁也定不了案。《辞海》说在常州市西北，这是巧妙的说法，模糊史学。江阴西石桥一度也属过兰陵。常州东部的晋陵，据魏村《陈氏家谱》，小河东边的青城村属过晋陵。今天常熟市辛庄镇双滨村《毗陵姚氏宗谱》载，他们是明代从桐城直接迁来的，当时属于毗陵，所以谱名冠以“毗陵”。张家港市有毗陵寺、毗陵古井二处古遗址，而在常州市却只有一处以“毗陵驿”命名的古遗址。根据家谱记载，到孟河寻根问祖的常州姚氏，寻到了丹阳市新桥镇，古代却是孟河的范围。民国时期，武进县曾有“飞地”在丹阳县境内。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欲考证，路漫漫”。我以为历史问题可又以存疑，可以多说并存，不必争议，劳民伤财，白费精神，无效劳动。

　　(八)、报载近日常州东坡公园发现苏东坡、杨龟山二贤祠界桩，这是薛应旂、唐荆川二贤祠的界桩，媒体报道是张冠李戴。说明一下，不用考证。

　　(九)、名人共享不用争。恽代英祖父早在武昌谋生，父亲和代英都生于武昌，祖籍武进，既是武昌名人，又是武进名人。现代著名画家钱松喦是无锡人，还是常州人?《辞海》条目是江苏宜兴人。宜兴现属无锡市，《无锡名人辞典》当然收录。钱松喦祖地宜兴县上黄镇，上黄镇现在属于溧阳市，溧阳属常州管辖，如果编纂《常州名人辞典》，也应该收录，这叫辖地名人共享。齐梁故里不也是如此吗?

　　四、我的文章被“抄袭剽窃”得还嫌少

　　这不是指文艺创作、学术论文，而是指我所写的地方史志、地方文史方面的稿件，“史”不存在创作，是客观遗存，大家好写，事物一个，角度不同，说法不同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关键在于注明出处，便于查考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比如抗战初期湟里战役规模之大、时间之久，在常武地区可称是抗日战争之最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最早《沈家大桥战斗》一文是我和沈杏斌先生实地调查，在武进县政协文史资料发表，后来多次被人抄袭在报刊发表，我感到很高兴，毕竟有人运用我采访的调查资料，还历史真面目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早期还是很出力的。我的《瞿秋白家世》就没有这个好运，而感到寂寞和悲哀。因为我不是权威，不是专家。已有权威在，也就“约定俗成”，如瞿母为穷而自杀，瞿父之没用，杨之华离婚因为沈剑龙是花花公子没有理想，如此等等。我欢迎大家抄录、运用我所有的文章，不注出处都可以，我写书的目的是为用，谢谢。

　　五、小圈子越多越好

　　文人小圈子，历古存在。我以为有爱好就有圈子，这叫“道不同不相与谋”，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没有小圈圈就没有大圈圈，圈圈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，五彩缤纷，多元存在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互相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映辉。但圈圈不能自我封闭，固步自封。应该谨守竞争规则，坚持诚信，取长补短，良性竞争，优胜劣败，融合变化。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繁荣兴旺，硕果累累。一言堂的后果，大家心有余悸，记忆犹新，不堪以往。

　　虚度八四老胡涂，废话连篇多耽误。敬请原谅，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