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提要：由独孤及评季札开篇，对太伯让国和季札拒绝受国，作对比;论述

　　时移世易，季札选择的难能可贵。诚信季子，高风亮节，垂范后世。

　　关 键 词：季札 贤、愚漫议 千古一人

　　唐朝的独孤及先生，评说季札“非孝、非公、非仁、非智”，激情奔放，惋惜，愤慨，读来不能不受其感染。

　　我写了《季札让国是与非》，替季札辩护。我承认季札确有“不智”，而独孤先生之难季子，也不是真要踏上一只脚，是爱之弥深，痛之弥切，求全责备而已。

　　季札究竟是贤者，还是愚伯?我愿再作漫议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　　吴太伯、仲雍奔荆蛮，“避季历”，即让贤。他们认同父亲周太王识贤、传贤，不死守成法的不凡决策，心甘情愿，主动跨越山河，选择完全陌生的空间荆蛮之地，“文身断发”，融合同化，创立新国家，不是武力征服蛮夷，而以道义使蛮夷信服。

　　所以说，太伯让国而周兴。人们称赞太伯让国之“贤”，远胜于表彰姬昌开周之“贤”，因为让国，放弃巨大的法定权益，特别困难。周兴起时，血缘部族国家有1800多个(见杨师群：《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》第8页，花城出版社)，都是由嫡长子世袭权力和财富，依此规矩，维持政局的稳定，减少动荡。但不可保证嫡长子一定贤能，国家一定安定富强。周太王择贤授国，在当时是创新之举。问题是这个“贤”，从哪里看出来?无证。只能从后来文王、武王的剿灭殷纣，夺取全国政权为证。

　　季札的父亲寿梦，是吴第十九代君主，仲雍的后代。此时已入春秋，吴才“改革开放”，与中原相通。春秋早期，血缘部族国还有1200多个(见同上杨师群著作)。鲁成公以礼乐招待寿梦，寿梦说：“我是夷蛮人，只以椎髻为俗，哪里懂这些规矩!”(因叹而去，曰“呜呼，礼啊!”)(《吴越春秋》第17页，张觉校注，岳麓书社)寿梦颇为尴尬，对那一套煊赫而炙手可热的“礼”，不屑一顾，又自愧不如。

　　寿梦认为季札“贤”，三位兄长也认为季札“贤”，季札究竟“贤”在哪里?无证。寿梦执政25年，去世时却执意要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季札，态度十分坚决，不然死不瞑目。季札的三位兄长，个个誓让季札，季札不嗣位，他们不罢休。

　　我猜想，季札学习中原的周朝礼乐，特别出色，特别虔敬，是“中国通”，达到了大师级水平。不然，少年孔子，不会慕名向季札观礼。季札代表吴国出使，总能不辱使命，留下佳话。寿梦执政之初，受过鲁成公礼乐的启迪，雄心勃勃、纵横捭阖25年的阅历，使其深知逐鹿中原，不能单凭武力，必须具有礼乐规范的典章制度作保障。因此，寄厚望于季札。谁知季札，正因为熟知和恪守周礼，而拒绝受国。坚决拒绝，矢志不移!

　　说季札“让国”，其实很不确切。事实是季札依周礼，不该受国，因而不受国。诚如太伯、仲雍的“让国”，“让国”的是季札的兄长。所以，独孤先生认为季札让国而吴亡，要季札承担亡吴责任，判错了。吴亡于夫差的顽愚黩武和受子贡(及其背后的孔子)的教唆、愚弄、颠覆。

　　季札拒绝周体制内不合法的授国，因而不受国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?如果这“拒绝”是“让”，这“让”同样十分艰难，是恪守、护卫周礼，坚持信念和道义的表现。

　　季札说：“札虽不材，愿附于子臧之义(我虽无能，愿效法子臧的操行)。”说得明明白白，季札不过是向曹国的子臧学习罢了!废长立幼、弑君篡位渐成风气，抢王位抢得不可开交，季札宣言远避，不参与这类背叛、杀戮、血腥的勾当，“有国，非吾节也(执掌国家权柄，不是我人生的目标)。”后世论者，为什么强他所难，一定要逼迫他改变初衷呢?

　　太伯之“让”，如果可视为创新，有利于推翻腐败的殷商旧政权;那么季札之“让”，可视为守成，维护同血缘宗法天子的礼乐制度，是为了稳定、巩固社会新秩序(“新”于殷商，少说有五个世纪，尽管已不“新”了)。

　　寿梦之所以刻意效法先贤，一厢情愿立幼以传位季札，一定是敏感到了季札身上具有中原文化的竞争实力和道义力量。只是当局者迷，人人摆脱不了的历史局限性，使他们难以完全准确选择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季札倔强地违逆父兄旨意，得无苦闷?如果我们做季札，会比季札更贤能(表现坚决抵制父兄强加王冠的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)吗?

　　季札于余祭四年(前544年)出使中原，在鲁国观乐论政，在齐、郑、卫、晋会见各国政要，季札全面洞悉文史、舞乐、典章知识的丰富性、深刻性，对各国政治形势和权力斗争现实趋向纤毫不爽的犀利烛照，不让我们吃惊和钦佩吗?即使如今天信息的快捷，要达到季札精通礼乐，烛见齐、晋等一流发达国家政治动向的水平，他应是一个怎样级别的人物呢?不亦难乎其难吗?

　　在鲁国，季札兴趣盎然观赏、点评了二十多首乐舞表演，一场一场地演，评，要多长时间?这是礼乐盛会，艺术大餐。中国美学批评史的辉煌滥觞。季札高度赞扬了周礼周乐无与伦比的美，内容偏于民情政风，国势兴衰。季札充分肯定了“礼好乐美”及其知世、教化功能，这与孔子学生宰我所说的“礼坏乐崩”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这正是对春秋时代特征，两种估量和判断。季札眼里，尚未看到宰我看到的“礼乐崩坏”的情景。二者相距不过几十年，时移世易，发生了急速变化，每况愈下。

　　从诸樊摄政(前560年)，到阖闾政变(前514年)，其间四十六年过去了，季札虽然寿长，也已渐入老境，要他主政吴国，力挽狂澜，他会愿意吗?此犹缘木求鱼，令操泰山以填北海，成熟的季札，绝不会改变年轻力壮时的初衷。

　　季札出江尾荆蛮之地，远溯河岳而上，以天下大眼光，“中国化”思维，斩截不疑地劝导齐国的晏婴马上辞职，退出封地，避难全身;劝告郑国的子产准备迎接灾难，谨慎守礼;鼓励卫国诸君子协力免除祸患，并指出孙文子如燕巢危幕，面临杀身之祸;预料三家分晋，希望赵、韩、魏三子躲避灾难……季札会见的，皆当时职称显赫、威震一方的名相权臣，季札意气风发，大胆放言，切中要害，预见得到神妙的验证。“乃免于难”，“难将至矣”，“必思自免于难”……季札正确的预测、预言，使他像一位防灾免祸的神灵似的专家。

　　可惜，季札对自己国内发生弑僚流血政变，却失察了。他灰溜溜地叹息：“吾敢谁怨乎?(我还能怨恨谁呢?)”除了痛悼死者，侍奉活主，只好顺从天意。“非我生乱(不是我发起的动乱)”，自明清白，季札万分无奈;承认既成事实，只能委曲求全。明于知外，暗于知内，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不可不承认，这对季札是莫大的讽刺。

　　不过，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，自免于难，季札还是做到了。

　　季札劝说别人防灾避难，自我保护，他的拒绝王位，意识深处是否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呢?他看到曹国的血腥篡位，故取法子臧;他看到列国王位争夺的风暴、旋涡，故彻底远离王位;他看到父王带动他的三位兄长，在朝野掀起拥立他的汹汹舆情，清醒意识违礼必招难，故偏偏不接受这种陷他于至危极险给他加冕的把戏!

　　季札非无政治责任感，非无时代使命感，他是从根本上识时务，明白脚下远非殷商末年，故他独立特行，选择适合自己做一个宣传维护礼乐的终身和平使者。始于徐、终于徐，挂剑徐墓的出使轨迹，凸现了季札诚信的高尚品格。

　　季札贤也?愚也?可及，或不可及?

　　自古及今，季札在权力至上、王位觊觎者看来，必是愚昧之徒，且愚不可及;而在道义至高、崇尚诚信者看来，必是贤明君子，尧舜可及，季札亦可及。

　　孔子，孟子，荀子，直至唐代的独孤及先生，无一不是艰辛寻求由穷厄通向闻达仕途的知识分子。一个个“当仁不让”，汲汲戚戚于被擢拔，奋不顾身攀援权力顶峰，却一个个谁也无可企及季札身处的高度;季札的地位与身俱来，得天独厚，王位唾手可得，他却不珍爱，视如秋风浮云，决绝地弃之不顾，令世间多少人歆羡不已，扼腕长叹!

　　明智季子，千古一人!

　　(文中引文，除注明出处之外，季札言行皆本于《史记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