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的独孤及先生，做过常州刺史，因而特别研究了“延陵季子”，结果大唱反调。他认为《春秋》褒奖季子三次让国，是错误的;左丘明、司马迁不指责季子，也是错误的。

　　独孤及说，季子废弃先君寿梦的成命，首先不孝;又依附曹国子臧守节不受位的做法，也不是出于公心;第三，表面上完全遵守礼节，却使阖闾篡国弑君的流血政变发生，很不仁慈;最后，出使中原，能见微知著，预见他国政局的变化，回到自己国内却不讨伐犯上作乱的人，说不上有智慧。因此，季子非孝，非公，非仁，非智。结论，季子的所作所为，没有一件比得上如果遵从父命，不让国的作为大;而让国，造成吴国覆亡。季子说：“非我生乱。”独孤及紧追不舍：“不是你季子造成了祸乱，那是哪个造成的?那是哪个造成的?”

　　心口如一，言行一致的季子，以仁、孝理论自律，似乎很难自辩。

　　但在我们看来，季子比孝还孝。忠，大于孝。忠于周礼，维护正被严重破坏的国家根本的嗣承制度，不愿对“礼坏乐崩”的局面，推波助澜。当时，“废长立幼”极为普遍，诸侯王喜欢小老婆生的儿子，常常轻易将长子的储君位子，改授幼子。纷争和动乱，由此而起。季子当着父亲寿梦的面辞让：“礼有旧制，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?”(《吴越春秋》2.6)听听，掷地有声。怎么能废掉前王礼制，根据父子之间的私情来办事呢?诸樊高姿态让国于季子，季子对大哥又说：“夫适长当国，非前王之私，乃宗庙社稷之制，岂可变乎?”(《吴越春秋》2.7)理直气壮敦促父兄反思，守护至高无上的“宗庙社稷之制”(等于上古贵族《宪法》)。这是季子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。无论古与今，坚守信念者，不是多了，恰恰少之又少。季子识时务，顾大局，忠守礼制和信念，大孝存焉，何谓“非孝”?况且，季子一再不受王位，都经过朝廷郑重公议，最后确认事实的。第三次，不让，行吗?与孝何干?

　　太伯让国而周兴，季子让国而吴亡，这一兴一亡，均不可归因于哪一个人。时移世易，史貌巨变。西周始于武王(公元前1134年)，向上推算，季子之前六百年左右的兄让国于弟佳话，至此，为弟的谢绝继承王位，也应当是佳话，那是季子明智的抉择。兄弟互相“让国”，示忠于天下，舞台表演的政治效果，有利于凝聚民心，道德教化。季子决非迂腐，他不尊父命兄嘱，出于孝悌之上，不失为忠胆睿识。

　　独孤及说季子“附子臧之义，非公也”，说反了。曹国的子臧，看到嫡长子被杀，诸侯拥立自己夺权，选择了逃避。为什么逃避?不愿成为傀儡和工具，以免外来干涉，国家沉沦火城血海。这反倒是徇私吗?季子对公与私，分得很清楚哩。上文引季子语，一曰“行父子之私”，一曰“非前王之私”，他敢于公开抵制父亲寿梦“行私”，而劝大哥维护“非私”，一片公心，昭若日月。

　　独孤及说季子“非仁”，那是内心惋惜，并不真认为季子残忍，缺乏仁爱心。公子光弑君篡国，哪里是季子“使”之?独孤及这样说，是一厢情愿要季子“执礼全节”地接受王位，掌握国柄，那么，这场鱼藏剑血雨腥风的政变，也就不会发生了。历史上发生的事，均不可避免;历史拒绝任何假设。季子表白“唯仁是处”，遵行仁义的原则，视荣华富贵，就像秋风吹过罢了!他一以贯之，不受君位，把权力和财富看得很淡很轻，正因为把仁义、仁爱看得又高又重。

　　“出能观变，入不讨乱，非智也。”全称否定，不对;换成特称，没错。季子不受君位，并未真做农民，而是一直积极辅政，身处吴国权力核心的。阖闾乘隙政变，时季子使晋，阖闾预料“季子虽至，不吾废也”。(《史记》中华版1463页)那是吃透了季子的弱点。阖闾弑君，抢得王位，倒是另一形式的“当仁不让”，还故作姿态，向季子演了一出“让国”丑剧。智者千虑有失，事有无可奈何。季子没有超凡入圣，成为类若神仙的足金完人。据《公羊传》记载，季子斩截地拒斥阖闾：“我与你合谋篡位，同流合污吗?父子兄弟相杀，没个尽头!”这叫断然拒绝，严厉斥责虚伪作秀。三个兄长厚爱他，他压根儿太爱吴国了，仁慈的眼中，吴国朝野，充满了温良恭俭让。季子放心出使，明于知人，却没有觉察祸起萧墙。这一点“非智”，确实存在。我不敢说季子智慧超天才，也不敢说他丝毫不软弱，绝无保命全身之念。

　　独孤及批评季子“非智”，是求全而责备。季子于权利杀伐，智有不足，何须羞赧?季子说“非我生乱”，既痛心，又以自我安慰。独孤及追问，谁之罪责，季子难以答，我们代他答：“是奴隶主贵族贪婪本性放纵之罪也!”不让王位，一个季札，也绝不能扭转乾坤。

　　独孤及文中，也提到了“忠”，但未展开。谁又能否认季子的忠肝义胆呢?

　　尧舜禅让的美丽传说，似乎早被质疑，或早被推翻。禅让，实际是不流血的政变。鲁迅心目中的季子，是“明于礼义，而陋于知人心”的，虽然鲁迅记错了说话人，但他以为季子“陋于知人心”，险恶的人心。鲁迅针对魏晋政治嬗变格局，说“禅让，即巧取豪夺”。(旧版《鲁迅全集》卷三391页)够深刻的!我们没有必要证明季子完美无缺。季子忠于原则，恪守信念，谦让诚信，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学习，发扬光大。